古代粮食仓储制度与农业发展银行库存监管制度之比较(转帖)
中国粮食专仓储备制度创于春秋战国之际,秦代继之,盛行于西汉之时,至隋代已具宏大规模,史称“资储遍于天下”。到唐朝,粮食仓储管理制度在总结历朝历代仓储管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仓储管理之制推上了一个比较完善水平。粮食仓储管理制度,是我国最早的经济管理制度,萌芽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催发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调控手段和管理制度的形成。可以说,古代粮食仓储管理制度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制度的缩影。
古代粮食仓储管理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零碎到系统,再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把对人和库存实物的管理放在突出的位置。
1.建立仓储保管者的责任。从仓储制度建立之初,统治者便十分重视落实保管者的责任。春秋战国名相管仲是我国最早的仓储理论建立者。《管子》称:“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管仲精辟论述了建立国家仓储之制的重要性、必要性。同时,仓储制度对保管者的责任及如何追究失职行为都做了明确的规定。《盗法·盗宫殿门符》律中规定:“盗州、镇及仓厨、厩库、关门等钥,杖一百,县戍等诸门钥杖六十”。《杂法·弃毁符节印》律中规定:“诸弃毁符节印门钥者,各准盗论。亡失及误毁者,各减二等”。《杂法·弃毁官私器物》律中规定:“诸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者,各备偿。若被强盗者,各不坐不偿。即虽在仓库,故弃毁者征偿。如法其非可偿者,坐而不备。”这三条律令,既有仓储保管的规定,也有封仓开仓的手续,更有对保管者出现失职、渎职行为,造成损失后视不同性质和情节的处罚条款。为了划分前任粮食保管和续任保管的责任,从秦朝开始建立了仓储保管的交接制度。据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残片《效律》记载:“仓啬夫及佐、史,其有免去者,新仓啬夫、新佐、史、主者,必以籍度之,其有所疑,谒县啬夫,县啬夫令人复度及杂出之。禾赢,人立,而以律论不备者。”这就是说粮库管理官员在免职离任之时,新任官员必须履行财物交接手续,新任官员要据账核实,如果发现疑问,要向县一级官员报告,派人复查,针对发生的盈亏结果分别进行处置。
2.推行粮食出入库报告制度。古代中国专仓储备物资主要是粮食,吞吐数量大,进出频繁,不仅需要进行技术方面的管理,而且还要有较高的经济管理水平。因此,历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粮食出入库的管理。在秦《效律》中规定:“入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及籍之曰:某禾若干石,仓啬夫某、佐某、史某、禀人某。是县人之,其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封印之……其出禾,有书其出者,如入禾然。啬夫免而效,效者见其封及堤以效之,匆度。县唯仓所自封印是度。县终岁而出凡曰:某仓出禾若干石,其余禾若干石”。这就是说,规定粮食入库以一万石为一积,分仓储存,分仓排列,并要求分仓户进行登记。登记时写明是什么品种粮食,数量多少石,各级主管人员是谁。县一级粮仓也应由主管官员加印进行封存。发出粮食,同粮食入库时一样,也应分清责任,书写清楚。同时,经办人还必须对原仓登记之数定期进行点验核实,年终汇总上报,注明本年共入库、出库、结余多少粮食。到唐朝,粮食出入库的管理已经比较完善了,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方法。一是对粮食的“新收”和“旧管”始有明确分别。据《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轻重》记载: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的粮食库存是“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其中,洛阳含嘉仓新储粮食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主要是新征税粮)。这里的库存量,就包括了“旧管”和“新收”之数,开始明确分别陈粮和新粮的保管。二是建立了出库报告制度。在唐王朝中,所谓“诸司之纲纪与百僚之程式”皆有定制。对粮食的出库报告也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其中“日报”为一日成事之文书,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当日粮食出库情况。从《敦煌掇琐》照录的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八月廿八日敦煌县郡仓的出库报告文书来看,日报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报告之起首,一般书明出库报告单位,这份日报是坐落在敦煌县境内的郡仓编制的,故书明“郡仓”;第二部分是报告的主体部分,按先入后出的顺序,流水开列各仓粮食的支出数量,每项都有合计数,并简要讲清粮食来源、去向及其它有关需要说明的问题,以示严谨;第三部分是日报的结尾,一般写有“谨牒”等语体格式,报告的年、月、日,报告人的姓名以及粮食主管官员的姓名和官衔。日本学者池田温在《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一书中介绍:天宝九年八月至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共计十六件,从天宝九年九月四日至十八日,基本上每天有日报,其格式和语体大致相同。这说明唐代官厅的日报制度执行得比较正常。三是设立了粮食出入库、库存总账和分户明细账。当时,唐朝政府已构建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仓储管理系统,由司农寺具体负责各仓粮食库藏出纳,在寺一级设有总分类账,所属各粮仓则设置明细分类账。粮仓中按仓窖设置簿账,每季及岁终各仓要向寺递交粮食入、出、存状况报告,由司农寺考核,再由司农寺向上级——仓部递交年度粮食出、入、存状况报告,接受仓部的审查。唐朝通过完善粮食出入库管理,强化了统治者对粮食的管理及调控能力,为开创“盛唐雄风”做出了贡献。
3.实行分仓储备、分仓管理、分仓核算办法。粮食是一国经济的命脉,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通过粮食供求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这样,粮食就成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器。由于库存各色粮食用途广泛,而各种用途的粮食混合在一起,不利于统治者及时掌握粮食存量而调度和调节各类粮食用途,由此,粮食分仓管理制度应运而生。三国时期,虽然战火不断,但魏、蜀、吴各国的内部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曹操为筹措军粮,推行屯田制使军用粮库得到充盈。据《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记载,“……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可见,已经把军粮进行单仓管理。隋朝把粮仓分为官仓和民仓两种。官仓规模很大,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建设有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等。大业元年隋炀帝又在洛阳添设了历史上闻名的含嘉仓。据《大业杂记》记载:“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这说明,仓西是堆放粳米的场所,每窖存有八千石粳米,是根据品种和年度分仓管理的。民仓也称社仓、义仓等,设制于隋开皇五年,即每年收获季节要求民户按一定比例交纳粟麦,就地设仓储存,由地方官员进行管理,荒年发放,赈济灾民。唐高祖十分重视国家粮食储备库藏的调节作用,对隋朝粮食仓储之制进行了改革,据各仓粮食的支用性质分为三大类进行管理,凡粮食支出之权归于仓部,保管及具体收发之权在司农寺。一类叫做诸色仓,为中央重点粮库;二类叫做正仓,为州一级地方管辖的粮库;三类为调节库,又分为和籴仓、义仓及常平仓三种。和籴仓保管由政府出钱按市价向农民收购的粮食;义仓是按田亩、户口等向农民征收的税粮,以“备岁不足”;常平仓的作用在于“均贵贱”,起到以丰补欠的用处。调节库由县级官员管理。鉴于各色粮食分仓储备、分仓管理和分仓核算的要求,对粮食出库采取了分仓发放的管理办法。据《唐六典》卷十九《司农寺》记载,粮食出库以一屋一窖尽为原则,这样做不仅可以随时掌握出库数量,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核算出每一屋一窖粮食的损失损耗,以此分清性质,做出处理。
4.设立审计机制和账实核查机制。古时,由于地广人稀,交通、通信条件差,消息闭塞,最高统治者很难及时掌握粮食的变动及管理情况。古代中国的经济管理者们便设计出一套独立的粮食库存审计机制和账实核查办法。唐朝统治者总结秦、隋覆灭之原因,在于其生活腐化,财用混乱,用粮无度,导致经济崩毁。因此,在完善粮食出入库、结存报告制度的同时,设立独立的审计机构,加强对粮库的管理。审计机构位于刑部之中,另有御史台监临;勾覆审计之权在于比部,重大问题的弹劾奏报权在于御史。比部按季度和年度对全国各地粮食出入、库存进行全面勾覆审理,月、旬则由各主管部门自查审计。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京师仓库,三月一比,诸司、诸使、京都,四时勾会于尚书省,以后季勾前季;诸州,则岁终总勾焉”。一般的粮食统计报告,先经尚书省户部及度支部审理,然后递交比部勾覆,采取隔季审计办法,避免在时间上发生冲突,防止遗漏,达到全面勾覆审计的目的。经过比部勾覆,若清查出重大问题,由御史台根据国家刑宪、典章弹劾处治。刑制与财制相结合,审计与监察相配合,这是唐代仓储管理制度的又一突出进步,也是唐朝对中国古代经济管理史的一大贡献。在仓储账实核查方面,宋朝已有一套比较健全的管理办法。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旨颁有左藏东西库专法一册,“其间法意周密,关防详尽”,是我国最早的仓储管理专著,可惜今已失传。宋太宗嗣位,对仓储管理也有一套办法,其中最典型的要算卡片账的发明与运用。他把全国的粮库进行统一清查后,分别年限、品种、数量、仓别进行登记造册,每个库都以一“牙钱”记之,这种“牙钱”就相当于现在的卡片账、台账。只不过“牙钱”是保密的,由其心腹根据下面的出入库报告进行序时登记,防止库吏搞鬼。这种以卡片账参验账目、核实粮食库存的办法取得了良好效果。太宗晚年曾对儿子赵恒(宋真宗)讲:在库存管理方面,你把这个办法保持下去就足够了。他把它当成宋氏王朝的传家宝。事实上,直到宋神宗时还十分赞赏祖宗的“牙钱”标记,教训辅臣们要懂得账实关防之法。
5.加强对库存粮食损失损耗和保管费用的管制。中国古代粮食仓储管理制度,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已经逐步健全完善,元、明、清在主要方面沿用前制。那时,粮食仓储管理的触角已经伸及各个相关方面。例如,对库存期粮食损失损耗的定额,有明确规定。据《唐六典·司农寺》记载:“凡粟支九年,米及杂种三年”,规定了粮食的存储年限。据《唐六典·司农寺·太仓署令》载称:“贮经三年,每斛所耗一升,五年以上二升”。当时十斗为一斛,故损耗率一般在1%~2%,凡超过此率,造成损失者,追究责任,令其赔偿,或给予其他处分。再如,对储备粮食所需费用的开支,也根据储存数量实行定额管理,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宋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诏:“令户部取酌中一年数目,立之定额,每年不得过今来所立数目,如支用不足,即其数申取朝延指挥”。取一个中等年份的仓储管理费用作为定额来掌握,不仅能使粮食仓储费用得到合理保障,又能限制仓储费用的无度开支。这一切,无不体现了古代中国经济管理者们的超凡智慧。
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国有粮食购、销、储企业的库存监管制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已发展成为农业政策金融管理的基本制度之一。为适应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实现粮食收购资金的封闭管理,防止被挤占挪用,农业发展银行在粮食收购资金管理过程中,围绕收购资金封闭管理,提高农业政策性贷款使用效率这一中心,探索并形成了从驻库信贷员定期查库到销货款跟踪回笼分解,从企业出库报告制度到分仓管理,从台账管理到“一基三专”账户管理,从原始数据采集到系统网络管理,从现场稽核到银企“捆绑式”管理等一整套对粮食购、销、储企业的库存监管办法。与中国古代粮食仓储管理制度比较,这些办法既富涵古代仓管之精髓,又深得现代管理科学之妙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上千年的仓储管理理论。其仓储管理制度、措施、手段和目标所产生的异同之处,是现代仓储管理科学对古代仓储管理思想的扬弃、取精、存真。
1.从共同点来比较,农业发展银行对企业库存监管制度,吸取了中国古代仓储管理制度的精髓。
一是切实落实了联库信贷员的监管责任,把全行50%以上的人力放在监管第一线,制定严格的库存监管制度和考核办法,促使信贷员坚持定期查库、设置库存暗记。加强对企业库存粮食监管,目的是监督贷款使用、财政补贴拨付和企业经营情况,这与古代仓储管理官员的目标责任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是实行了出库报告制度。企业粮食出库报告制度是粮食仓储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古今粮仓管理者都十分重视这一措施的采用。按照农发行的出库报告制度,凡是借款人发生粮食等商品销售、轮库、移库等出库行为,都应提前向开户行报告,这与古代粮仓出库报告制度的主要内容大体上相同。只不过古代是事后报告,而农发行则要求企业事前报告,并增设了将要出库粮食的购、销价格等重要内容而已。
三是建立了台账与卡片账管理制度。农业发展银行设立的库存监管台账与卡片账,近似于宋代的“牙钱”,这两种账都是由信贷员对所驻库点的粮食收、支、存变化而序时登记的账册。台账分库点建立,由信贷员登录入微机库存监管系统;卡片账每仓一账,留存各仓,由信贷员按时登录每次查库和库存变化情况,每月核对,防止保管员私自卖粮。
四是建立了现场查库和稽核制度。农业发展银行对企业库存的现场稽核和信贷员的现场查库内容,与古代粮食仓储的审计内容差别不多,都是以查实购、销、存的实物变化和真实性为本源,甚至在勾稽关系上都有近似之处。但是,农发行稽核不只是检查企业报表数据的真实性,而是具体到每一企业和仓库的实物查验上,这样就能进一步确保粮食账实相符。
五是区别不同性质的库存粮食进行分仓管理。目前,我国粮食的分仓储备、分仓管理、分仓核算的管理体制,基本上体现了古代分仓管理的思想精华。但随着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建立,农发行所监管的企业库存粮食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粮库管理体制上来划分,有中央专项储备粮库、省级储备库、企业周转库;从粮食库存结构上来划分,有保护价粮、非保护价粮以及陈化粮,比古代粮食分仓管理、分仓保管和分仓核算办法又有很大的发展。在监管责任上,对中央专储粮监管是直接对国家负责;对省级储备粮的监管是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的具体体现;对企业周转库存粮的监管,主要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负责。而古代仓储管理,不论分哪种仓,都是对最高统治者一人负责。
2.从不同之处来比较,古代粮食仓储管理制度是封建统治下以人为本和以物为标的经济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农业发展银行对企业粮食库存监管制度是以货币资金为核心和以现代管理为基础的经济管理科学的体现。这是两种管理制度的本质区别。具体来说:
一是管理的侧重点不同。由于管理者和监管者在粮食仓储管理中所处的角色不同,因而管理的侧重点有较大区别。古代仓储管理者注重对实物的管理,如防盗、防霉变、防天灾、防虫鼠等。而农业发展银行作为体现企业库存粮食价值形态的债权所有者,主要侧重对货币资金的监管,防止贷款形成的库存粮食被截留、挤占、挪用,防范信贷风险。
二是管理和监管目的不同。在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管理,都是代表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反映封建王朝的意志。而农业发展银行对企业库存粮食实施监管,是直接对国家信贷资金负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三是管理和监管的手段不同。古代粮食仓储管理制度,注重对人和物的管理,一切制度和律令,都是围绕治人、保物而制订的。而农业发展银行则采用现代管理手段,通过建立科学的政策、制度和运用现代化管理技术,突出科学管理理念,实现了中国粮食仓储传统的人本管理方法向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的跨越。
师法古今中外,万变不离其宗。任何经济管理和监管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在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浩翰星河中,搜寻每一颗依旧闪烁的星座,为我们总结先人的宝贵经验,应对加入WTO以后经济管理方式、方法的重大变革,无不裨益。从加强农业发展银行管理和提高对企业监管水平的意义上来说,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管理理念,也要学习中国古代优秀的管理思想,这样,才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粮食仓储监管之路。
参考资料:
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1982
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
巫宝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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